1488年，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，自此，这个非洲最南端的国家开始书写光辉。500年后，福清人乘浪而来，或铩羽而归，或载誉而返，唯一不变的是当年那股拓荒者的勇气。

接偷渡客、被人拿枪顶着头......翁国良的经历就是一部福清人的南非发家史。从摆地摊到与印度人抗衡的批发商，福清人见证了南非经济的发展与困境。

1996年冬天，莱索托与南非的北部交界处，莫霍卡尔河如往日般缓缓地流淌着，寒风阵阵，河水刺骨。

晚上六点，天色渐暗，但未全黑，翁国良和朋友开着两辆小车，准时赶到了约定地点。翁国良的朋友是当地有名的“蛇头”，专门做中国人的偷渡生意，莫霍卡尔河就是他最常走的一条线。

当天晚上，他们要在河边接六个从莱索托偷渡过来的福清老乡，四个男人，两个女人。地址是事先选好的，这里够偏僻，经过的车少，不容易被警察发现；离河岸也近，出了河就可以直接上车；河面很窄，过河不需要花太多时间，但也意味着水流很急。

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，翁国良看到一眼河面，河水中出现了几个忽隐忽现的身影。河水漫过了脖子，他们不得不高举双手，将行李托过头顶，虽然离河岸已经很近，但他们走得却很慢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急流冲走，前功尽弃。

“除了中国人，一般人不会从边界河偷渡南非”

上世纪90年代，许多福清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偷渡到了国外。他们虽然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沿海人民的经商意识深入骨髓，出海闯荡便成了他们的选择。

翁国良是在1993年出国的，作为小岛上第一个出去的人，他第一站选择了非洲的莱索托。当时，除了非洲之外，英国、美国和日本也有许多福清人去。翁国良本来也想去这些既安全又发达的国家，但无奈劳务外派的费用太高，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选择了非洲。

据翁国良回忆，因为签证很难拿，福清人出国大多走的是“劳务外派”——先办理小国家的签证，然后偷渡到发达国家。这种半合法、半非法的方式在福清很受欢迎。偷渡的国家越发达，劳务外派的费用就越高。欧美国家要30多万元，而莱索托只要7万元。

向亲戚朋友凑够了钱，翁国良终于在1993踏上了莱索托的国土。在他这批中国新移民去之前，那里是台湾人、香港人和广东华侨的天下。刚到莱索托时，翁国良就在一家台湾人开的超市工作，三年才将欠债全部还清。

莱索托始终不是久留之地。如果不是因为南非的签证不好办，翁国良的第一站一定会选择南非。“莱索托我们叫它‘鸟不生蛋的地方’，是一个很山区的国家。”翁国良说，“南非有更大的发展空间。”截止2016年，南非的国土面积是莱索托的40倍，人口数量是它的25倍，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。

因为莱索托四面被南非环绕，堪称南非的“国中国”，许多福清人都会把它当作偷渡到南非的“跳板”，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
在翁国良的记忆里，除了中国人，一般人不会从边界河偷渡南非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一个新的国家，身份、金钱、地位一切归零，有的人在这里重新崛起，有的人却真正地死在了这里。